Activist investors: power players or catalysts for long-term value?

今年四月，迪士尼發現自己成為了 2024 年最轟動的一場企業戰爭的中心，成功擊退億萬富翁激進投資者納爾遜·佩爾茲。

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迪士尼股東拒絕了佩爾茲在公司董事會上獲得兩個席位的提議。

佩爾茲及其對沖基金——特里安基金管理公司，在 2023 年 11 月重新發起了對這家娛樂巨頭的攻擊，這是他們的第二次嘗試。

他們的焦點是迪士尼的領導層，指責他們未能解決收益增長不佳和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艾略特管理公司進行的另一場重大激進行動則有所不同。

作為全球最大的激進基金之一，艾略特成功策動了星巴克的領導層重組，導致前首席執行官被換成了之前領導過 Chipotle 的布賴恩·尼科爾。

這一變化發生在艾略特收購該公司股份僅幾個月後。領導層變動後，星巴克股價飆升了 20%，顯示出投資者的強烈支持。

激進投資者不僅尋求領導層變革，還呼籲公司徹底出售。

上週，彭博社報道稱，騰訊控股和遊戲公司育碧娛樂的創始人吉勒莫家族正在考慮包括潛在收購在內的選項，此前育碧娛樂今年已經蒸發了一半以上的市值。

然而，在這些討論背後，有一羣少數股東，包括激進投資者 AJ 投資公司，一直在推動育碧娛樂進行私有化或向戰略投資者出售，以應對股價暴跌。

育碧娛樂的股價在新聞報道後上漲了 30%。

Jana 合夥公司也一直在推動軟件提供商 Rapid7 的出售。

儘管這些激進行動的結果各不相同，但一個共同的主題凸顯出來：激進投資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瞄準公司。

投資者激進行動的激增

根據埃森哲最近發佈的名為《應對激進投資者要求》的報告，

“激進行動激增，對董事會和首席執行官都構成了重大持續關注。”

報告指出，2010 年至 2024 年間，以財務為導向的激進分子發起了 1,232 次活動。

自 2010 年以來，標普 500 指數上市公司中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至少被瞄準過一次，活動在 2010 年至 2023 年間以 1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過去五年，平均每年發起了 125 次激進活動。

即使是大型、成熟的公司也不再免於激進投資者的壓力。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2023 年有 550 家美國公司面臨公開激進要求，較前一年增長 8%，較十年前增長 70%。

在國際上，激進活動也在增加。

過去兩年，受激進分子瞄準的公司數量在加拿大增加了 25%，亞洲增加了 13%，歐洲增加了 24%。

埃森哲報告稱，截至 2024 年 8 月，650 家上市公司樣本中有近三分之一（31%）的公司有 60% 或更高的被激進投資者瞄準的可能性。

近一半的活動最終以雙方同意的解決方案結束，而三分之一升級為代理人鬥爭。

來源：埃森哲

什麼推動了投資者激進行動？

激進投資者主要關注公司治理和領導層變革。

埃森哲對 1200 多次激進活動的分析發現，68% 的活動呼籲對治理和高層管理進行改變。

除了治理變革，兼併與收購（M&A）也是另一個常見目標，佔激進活動的 24%。

激進分子經常向公司施壓，要求剝離部門或進行銷售。

即使不需要股東批准，激進投資者也可以施加影響力，反對或改變 M&A 交易條款。

2023 年，對 M&A 交易的反對明顯增加。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美國公司面臨 63 項要求中止 M&A 交易，較去年增長 19%。

除了治理和 M&A，激進分子還倡導戰略變革（佔活動的 16%）、運營效率（7%）和資本管理改革，如股票回購（7%），埃森哲表示。

2023 年，81 家美國公司面臨激進投資者要求的薪酬相關問題，較前一年增長 37%，是任何類型要求中最高的年度增長率。

達特茅斯學院塔克商學院助理教授馬克·德賈丁在《哈佛商業評論》的報告中説道，

我在 2024 年初曼哈頓參加的一次股東激進會議上，一位激進投資者告訴我，他發現了一家董事會中有一名牙醫的礦業公司。當他問為什麼時，他被告知 CEO 非常喜歡他的牙醫，所以讓他成為了董事。

德賈丁分享了他的分析，僱傭那些表現糟糕、在之前的角色中得到低股東投票支持、曾遭訴訟的董事的公司更容易成為激進分子的目標。

激進投資是否創造持久價值？

雖然激進活動通常會引發股價的立即上漲，但人們對這些收益的長期可持續性仍有疑問。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激進投資者領導的干預通常會使股價上漲 2% 至 10%，一些知名激進投資者僅通過宣佈參與就能將收益推高至 20%。

然而，埃森哲警告稱，雖然激進活動通常會導致股東總回報（TSR）在激進活動後的第一年上升，但這種增長往往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減弱。

平均而言，激進活動推動了第一年 TSR 增長了 8.9%，但隨後幾年回報率下降，通常在第四年落後於標普 500 指數。

在激進活動之後，短期內平均 TSR 大幅上升，但長期表現不及標普 500 指數。

來源：Accenture

麥肯錫對過去十年全球近 170 次激進活動進行的研究發現，一旦激進投資者退出其持股，有 40% 的公司在激進投資者介入期間看到正回報的情況下，在退出後的三年內經歷了負 TSR。

根據麥肯錫的解釋，當一家公司的股價超出其基本面時，激進投資者可能會出售以實現收益（畢竟，激進投資者的投資者也在尋求高回報）。

此外，即使公司的內在價值和市場估值達到一致，更高的業績也不能永遠持續。隨着盈利增長速度放緩，TSR 也會下降。

當然，一些激進投資者並不是為了長期而玩耍；他們只是進行短期修復，而不是推動基本、可持續的變革。激進投資者在他們的活動決策中並不總是正確；事實上，他們在五次活動中有近兩次遭受了損失。

對投資者激進活動的評判

正如當激進投資者發聲時所引發的戲劇性情況所顯示的那樣，管理者和董事會經常將他們視為破壞者。

儘管他們的干預可能會帶來股東總回報的短期增長，但往往是以犧牲企業穩定性為代價。

激進投資者經常提出激進的要求，可能會破壞精心制定的戰略，迫使領導層變動，並擾亂董事會動態。

代理戰爭的威脅或在戰略決策上公開衝突也可能給管理層帶來壓力，並阻礙長期規劃。

CEO 可能會發現自己失去控制，甚至失去工作，因為激進主導的活動有時會導致激進投資者自己加入董事會。

然而，歷史數據顯示，激進活動經常阻止了公司的下行軌跡，超額回報在活動後的 36 個月內得以維持。

儘管未來的波動可能會挑戰這些結果，但證據表明，儘管採取了破壞性的方法，激進投資者確實可以成為價值創造的催化劑。麥肯錫表示，

雖然董事會的第一反應是緊閉防線，不讓激進投資者進入，但至少傾聽這些投資者的發言是有很多收益的。他們的見解並不總是正確的，但他們很可能代表了許多股東已經在思考的事情，也許還代表了一些公司領導正在考慮的事情。

在大多數情況下，激進活動的公告與價值創造相關聯，它説。

最終，對投資者激進活動的評判是複雜的。儘管激進投資者可以暫時動搖領導層並提高回報，但長期影響往往是不確定的。

然而，他們作為企業世界中變革和問責制的推動者的角色是不可否認的。

文章來源：Inve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