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高考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的千余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120年后的今天,1078万学子走进考场,对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高考无异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和往年一样,河南还是 “地狱模式”,今年有 125 万考生报名,复读生比率高达 40%;毛坦厂中学的车队依旧按时发车,第一部车的司机和学生还是均属马或姓马,寓意马到成功;众多来自企业家、明星和其他名人的祝福准点刷屏,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
但在不知不觉中,考生人数每年创下新高之外,高考的意义也在变化,从 “为国读书” 到为好工作读书,经济社会的进步让高考的价值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同样改变的还有不同人群对于高考的态度,逐渐走向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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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再难定终身
高考本身是很公平的,它将一个人的智商、学识、努力都放在同等的标准下进行考量,择优录取。
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
在过去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因为 “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 而被扔进了垃圾堆,但是事实证明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尽管存在各种问题,高考仍是最优解,是无数人得以改变命运的途径。
在我们熟知的名人当中,诸多行业的大拿都是通过高考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如果没有高考,27 岁的棉纺织厂搬运工张艺谋,19 岁石油工人李小加,可能早早地就过上了喝茶逗鸟的工厂退休生活,而俞敏洪、李东生、王毅等人大概率也会在工人阶层度过普通的一生。
早先,高考还是名副其实的 “挤独木桥”。1977 年恢复高考时,570 万人报名,录取比例只有区区 5.3%。这一数字在 80 年初期逐步提高,从 20% 升到 90 年代 30%,现在已经高达 90%。同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在不断上升,2003 年是 17%,2020 年是 54.4%,7 年翻了两倍。
从大数据来看,独木桥没似乎那么挤了。
不过,挤不挤,只是相对的。
2020 年高考一本上线率达到 30% 以上的地区共三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其中北京市参考人数 4.92 万,上线人数 2.25 万,一本上线率为 45.68%。反观倒数的广西、河南、西藏,100 个人中只有约 11 个人能上一本大学。
在顶尖学校的录取上,情况同样如此。
越穷的地方,越难上大学,也越难考上好大学,这是不争的事实。
区域歧视之外,更重要在于,高考的价值属性在不断被削弱。恢复高考的 44 年来,“精英教育” 终变为 “大众教育”,上名校仍然是是每个学生的梦想,但是好大学早已不再是 “出人头地” 的充分条件。
在没有经济水平和地位上的分别的时候,尽管存在各种差异,高考仍是唯一的游戏规则,没有太多例外,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然后,优秀的人鲤鱼跃龙门,就创造了新的台阶。
差异化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源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阶层这东西是有 “继承性” 的:一个没有家产与积蓄的普通人,可能一生无论再努力,也无法超越通过继承上一辈人的财产得到的财富多。
所以,N 多年后普通家庭通过高考跨越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这些一代代承袭下来的优势可以让人得以规避 “游戏规则”。
“高考工厂”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每天有 17.5 个小时在教室里度过,吃饭作息时间安排精确到秒,强度比 996 还要高,衡水中学的学生打个饭排队还要背单词,最后的结果或许和北京人大附中某位轻松学习的同学差不多。
这种分化,将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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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还在考场之外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十六字真言就是中国大学全部的录取条件,而这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当年教育学家查全性在向邓总设计师报告时,表达了一位教育家的气愤:“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高考给了普通人机会,为了脱颖而出考上名校,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 “内卷”。
前两天有专家说,内卷才是学生的福利,否则怎么拼得过富二代?
的确,高考给了普通人机会,但专家没说的是大部分富二代都在规避高考。
2014 年,潘石屹先后向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捐款 1500 万美元、1000 万美元,说是要 “让中国的贫困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读本科”。后来,潘石屹的两个儿子就进了世界名校就读。
李嘉诚曾经向斯坦福捐 3700 万美金,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如愿以偿进入斯坦福就读;2019 年震惊世界的美国知名大学受贿丑闻案中,两笔贿赂巨款均出自中国家庭,其中山东某制药公司董事长花了 650 万美元让女儿雨思进入斯坦福大学。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顶级的富豪直接花钱保送,次一级的财富不够达到 “捐款” 门槛的家庭,可以拿到各种名额出国留学镀金,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 70.35 万人,其中自费人数占比超过 9 成。即便是在国内也有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名校的自主招生、特招生计划,比如通过移民或者拿到北京上海的户口,再比如大学夏令营班和各类的高水平辅导班。
而这些人家的孩子,是不会出现在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拼命内卷的队伍当中的。
2019 年,55% 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 10%-30% 之间,9.9% 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50%。此外,家庭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年收入在 20 万元-30 万元之间的新中产家庭中,该比例仅为 3.3%;年收入超过 80 万元的家庭中,15.5% 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50%。
想一想,在同等智商水平下,一个拥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丰厚资源,一个纯靠努力,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用自己奋斗得来的优势为子女提供捷径,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好批判的。本质上这也是一种 “公平”,只不过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纳入了金钱、资源、地位等考量标准的公平,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公平。
我们不想批判什么是非对错,只是在单纯地讨论一种现象——富裕的家庭在想发设发规避高考,而普通人只能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内卷。当这些捷径越来越多,穷富之间的固化愈发明显,跃层变得越来越难,高考就渐渐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内卷游戏。
有那么一撮人,在高考考场之外就已经赢了。
但虽如此,这并不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子弟就要从此认命,然后选择躺平。
在当前形势下,高考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子弟最便宜、最有效、最公平的,乃至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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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心里要有光
躺平文化,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曾经年轻人的偶像董明珠、白岩松开始被调侃,翟鸿燊、陈安之的成功学被弃之如敝履,身边喝鸡汤的人也渐渐绝了迹,书店推广角《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早已不见,畅销榜上取而代之的是《活着》和《人间失格》,“忍受苦难” 和 “丧” 文化已然成为主流。
我们常常笑言,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出生。有一个富爸爸,这辈子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这话听起来扎心却再真实不过。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
内卷的时代,摆在大多数人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躺平不作为,另一个是积极地参与进去。我们无法对既定的事实作出改变,但可以对尚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抱有希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高考仍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转折点。
对毛坦厂那些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高考的路走得很艰难,但这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路。这条路就是走出大山的路,哪怕是一条很窄的独木桥,而选择旁观,也就放弃了大部分的可能。
这就是为何每年的一本录取率很低,但参加高考的人数却依然连年增长,因为相信付出终会有回报。
这个世界可能确实不够公平,也不够美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勤勉、上进,尽力做好自己该做以及能做的。毕竟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仅仅是一所好大学,而是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未来某天可以有力量去改变。
路虽不好走,但心中有光,何惧山高路长。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