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轉變：東亞 “低生育率” 的背後？

相較總和生育率維持在 1.5 左右的歐洲地區，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當前處於世界最低水平，其背後有何特殊緣由？本文系統梳理，可供參考。

1960 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1963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達到有數據以來的峯值 6.53，之後其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1991 年，東亞生育率下滑至 1.92，低於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1998 年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接近 “生育警戒線” 為 1.51；2021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下滑至 1.17，為世界上總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區。 

“經典人口轉變理論” 或可部分解釋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下滑。隨着東亞地區人均實際 GDP 從 1970 年的 1800 餘美元增長至 2021 年的 1.38 萬美元，其總和生育率也從 5.39 下降至 1.17。同時，2021 年數據顯示，生育率較低的韓國、日本等典型東亞地區國家的人均 GDP、平均預期壽命和嬰兒存活率均處於世界較高水平。

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亦可部分解釋東亞國家的低生育率。東亞代表性國家中，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處於較高水平，2022 年達 71%；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則從 1968 年的 54% 增長至 2022 年的 74%，韓國則從 1980 年的 46% 增長至 2022 年的 62%。日本、韓國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也不斷提升，2021 年均超五成、高出 OECD 國家超 6 個百分點。

東亞婚育模式一般遵循 “結婚 - 生育” 的次序，婚姻關係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較晚的初婚年齡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初育年齡、降低總和生育率。2020 年，冰島、法國、瑞典等歐洲國家的非婚生育率比例超 50%，相比之下，韓國、日本非婚生育比例則不足 3%。2019 年，日本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31.2 歲、 29.6 歲；韓國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33.4 歲、30.6 歲；日、韓的初婚年齡均高於美國、接近歐盟。

隨着部分東亞國家在短時間內經濟快速發展，其就業競爭加劇、勞動強度提升、育兒成本較高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居民初婚、初育時間、降低其生育意願及能力。日本、韓國、中國等東亞代表國家年均工作時長持續高於歐洲地區，2022 年韓國、中國勞動者年均工作時長均在 1900 小時以上。同時，中國四大一線城市及香港、韓國首爾等東亞地區代表性城市房價收入比位於國際前列，撫養孩子至 18 歲所花成本亦處於世界較高水平。

此外，東亞女性工作、育兒 “難兩全” 的狀態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願。2022 年中國、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71%、74%，高於歐洲地區；韓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4%、持平於中高等收入國家。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外，韓國、日本女性相對男性家庭無償工作時間比位於 OECD 國家前列。工作、育兒 “難兩全” 一方面降低育齡女性勞動參與率，另一方面降低育齡女性生育意願，日本女性平均期望子女個數從 1982 年的 2.3 下降至 2021 年的 1.8。

人口的轉變：東亞 “低生育率” 的背後？

1、生育率的 “窪地”：當前東亞總和生育率為世界最低，過去六十年間大幅下滑

1960 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並於 2018 年成為世界上總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區。1963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達到有數據以來的峯值 6.53，其後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1991 年，東亞生育率下滑至 1.92、低於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1998 年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接近 “生育警戒線”、為 1.51；2021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下滑至 1.17、低於歐洲地區的 1.48，為世界上總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區。過去六十年間，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下滑超 5.3，降幅超同期其他地區。

“經典人口轉變理論” 或可部分解釋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下滑。“經典人口轉變理論” 指出，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升，醫療水平改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升、總人口及嬰兒死亡率降低，生育率亦會隨之下降。

隨着東亞地區人均實際 GDP 從 1970 年的 1800 餘美元增長至 2021 年的 1.38 萬美元，其總和生育率也從 5.39 下降至 1.17。2021 年各國數據顯示，生育率較低的韓國、日本等典型東亞地區國家的人均 GDP、平均預期壽命和嬰兒存活率均處於世界較高水平。除了經濟因素外，韓國、中國分別自 20 世紀 60 年代、20 世紀 70 年代實施的優生優育政策或也是導致其總和生育率自 1960 年代中期快速回落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亦可部分解釋東亞國家的低生育率。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指出，勞動參與率提升增強其女性經濟地位、高等教育發展亦使女性更加註重自我價值的實現，隨着配偶關係越來越趨於平等，生育行為選擇多元等因素均推動生育率持續下降。東亞代表國家中，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處於較高水平 2022 年達 71%；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則從 1968 年的 54% 增長至 2022 年的 74%；韓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亦持續提升，從 1980 年的 46% 增長至 2022 年的 62%。根據 OECD 數據，日本、韓國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也不斷上升，2021 年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均超五成、高出 OECD 國家超 6 個百分點。

2、東亞 “低生育率” 的背後：婚姻關係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育兒等成本較高

因此，東亞地區較晚的初婚年齡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初育年齡、降低總和生育率。2019 年，日本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31.2 歲、 29.6 歲；韓國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33.4 歲、30.6 歲；與之相比，美國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 29.8 歲、 28 歲，歐盟為男性 33.3 歲、女性 30.7 歲。日、韓的初婚年齡均顯著高於美國、接近歐盟。中國平均初婚年齡亦快速增長，男性從 1986 年的 23.6 歲最低值上升至 2020 年的 29.4 歲；女性從 1985 年的最低值 22.1 歲上升至 2020 年的 28 歲。

其二，隨着部分東亞國家在短時間內經濟快速發展，其就業競爭加劇、勞動強度提升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居民初婚、初育時間；同時，家庭及女性育兒成本攀升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育意願及能力。

壓縮式工業化發展背景下，東亞部分代表國家就業市場分化、勞動強度較高。以日本為例， 1984 年有數據以來，日本企業的僱傭結構中非正式員工的佔比在不斷上升，由 1984 年的 15.3% 上至 2023 年的 37.5%；且日本正式員工、非正式員工收入差異明顯， 2014 年以來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的薪酬比始終保持在 2.6 以上。同時，相較歐洲地區自 1995 年以來年均工作時長維持在 1500-1700 小時，日本、韓國、中國等東亞代表國家年均工作時長則持續高於歐洲地區，韓國、中國勞動者年均工作時長均在 1900 小時以上。

東亞地區以房價為代表的生活成本及育兒成本也較高。以房價為例，2023 年，中國四大一線城市及香港房價收入比均超 35，韓國首爾的房價收入比超 30，位於國際代表性城市前列。《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亦顯示，在韓國把一個孩子撫養到 18 歲所花成本相當於人均 GDP 的 7.8 倍（2013 年數據）、中國為 6.9 倍（2019 年數據），與近年其他國家數據比較處於較高水平。高房價與高育兒成本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東亞地區國家的生育意願及能力。

此外，東亞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及家庭無償工作比例均處於世界較高水平，工作、育兒 “難兩全” 的狀態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願。2022 年中國、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71%、74%，高於歐洲地區的 66%；韓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4%、持平於中高等收入國家。另一方面，韓國、日本 2021 年女性用於家庭無償工作的時間分別是男性的 4.6、3.3 倍，位於 OECD 國家前列；而歐洲地區多數國家對應數據在兩倍以下。

工作、育兒 “難兩全” 的狀態，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更多的東亞女性在生育年齡退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降低女性生育意願。以日本、韓國為例，其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30-39 歲呈下降態勢、在 40-49 歲年齡段後又逐漸回升，隨年齡增長呈 “M 型”；相比之下，OECD 國家平均女性勞動參與率隨年齡增長呈 “n 型”。日本未婚者的平均期望子女個數從 1982 年的 2.3 下降至 2021 年的 1.8，中國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從 2016 年的 1.93 逐漸下降至 2021 年的 1.64。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

（1）1960 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1963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達到有數據以來的峯值 6.53，之後其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2021 年東亞總和生育率下滑至 1.17，為世界上總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區。

（2）“經典人口轉變理論” 、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或可部分解釋東亞地區總和生育率下滑。隨着東亞地區人均實際 GDP 從 1970 年的 1800 餘美元增長至 2021 年的 1.38 萬美元，其總和生育率也從 5.39 下降至 1.17。同時，東亞代表性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處於較高水平，日本、韓國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也不斷提升。

（3）東亞婚育模式一般遵循 “結婚 - 生育” 的次序，婚姻關係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較晚的初婚年齡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初育年齡、降低總和生育率。同時，隨着部分東亞國家在短時間內經濟快速發展，其就業競爭加劇、勞動強度提升、育兒成本較高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初婚、初育時間、降低其生育意願及能力。

（4）此外，東亞女性工作、育兒 “難兩全” 的狀態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願。除了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外，韓國、日本女性相對男性家庭無償工作時間比位於 OECD 國家前列。工作、育兒 “難兩全” 一方面降低育齡女性勞動參與率，另一方面降低其生育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