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富豪黄仁勋是怎么避税 80 亿美元的

据《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现年 61 岁的黄仁勋不仅是一位工程天才和硅谷偶像，同时也是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英伟达的掌舵者，该公司所生产的芯片为众多人工智能系统提供支撑。得益于英伟达股价飙升，黄仁勋的净资产高达 1270 亿美元。

理论上，当黄仁勋去世时，他的遗产需向美国政府缴纳相当于其净资产的 40% 作为税款。但据已披露的证券和税务文件显示，黄仁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避税策略，成功地将自己巨额财富中的大部分以免税方式转移给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勋为其家族节省的税款约为 80 亿美元，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高的避税案例之一。

黄仁勋所采用的财富保护策略，在超级富豪群体中已蔚然成风。对公开证券文件的深入分析显示，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Met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谷歌、Coinbase、礼来、万事达和 AMD 等多家知名企业的高管们，都已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特定的金融工具上，以此规避联邦遗产税。

这一现象仅仅是遗产税制度被逐渐侵蚀的一个缩影，该税种本就仅针对美国极少数富豪征收。自 2000 年以来，尽管最富有美国人的财富几乎实现了四倍增长，但遗产税的税收收入却几乎停滞不前。如果遗产税能与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美国去年本可征收到约 1200 亿美元的税款。但实际上，税务部门收到的遗产税仅为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

2007 年，黄仁勋与妻子洛丽及他们孩子的合影

这笔因避税而损失的收入，足以让美国司法部的预算实现翻倍，并能使用于癌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研究的联邦资金增加两倍。

黄仁勋的避税措施，堪称研究超级富豪如何巧妙利用美国税收制度漏洞的生动案例。他的避税策略并非源自国会的明确许可，而是由一群极具创造力的律师精心策划的，他们巧妙利用了联邦法规的模糊用词、法院的有限判例以及国税局在个别案例中发布的裁决，这些裁决随后成为了避税操作的 “潜规则”。

刘易斯克拉克法学院教授、被广泛引用的遗产税论文作者杰克·博格丹斯基（Jack Bogdanski）表示：“这些富豪有一群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律师，他们每小时收费高达 1000 美元，整天琢磨如何帮助客户逃避遗产税。指望国会有人能阻止这一切，恐怕是不现实的。”

纽约大学的税法教授丹尼尔·赫梅尔（Daniel Hemel）估算，通过复杂的信托结构和其他避税策略，最富有的美国人每年能够无需缴纳遗产税便传承约 2000 亿美元的财富。

遗产税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已有所减弱，部分原因在于国税局因多年的预算削减而元气大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税局曾审计了超过 20% 的遗产税申报表。然而，到了 2020 年，这一比例已锐减至约 3%。

随着美国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已在削减国税局的执法预算。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和其他国会山的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试图废除遗产税，称其对家庭农场和小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的惩罚。

然而，黄仁勋数十亿美元的避税策略——详细记录在他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以及他的基金会向国税局披露的信息中——充分揭示了遗产税制度已被严重掏空的现状。

“只有傻瓜才缴纳遗产税”

几千年来，政府一直试图减缓家族财富的积累。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凯撒（Augustus Caesar）就通过征收死亡遗产税来控制财富的传承。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思想奠基人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曾批评财富继承制度。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也说过：“通过在死亡时对遗产征收重税，也是国家对自私的百万富翁不值得尊重的人生的一种谴责。”

美国在 1916 年采用了现代遗产税。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功地削弱了这一税种，降低了税率，并提高了免税的遗产金额。如今，一对已婚夫妇可以免税转移大约 2700 万美元的财富，而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通常会按照 40% 的税率征税。

亿万富翁们将避税视作一种消遣活动。美国投行高盛前高管、曾任当选总统唐纳德·朗普（Donald J. Trump）第一届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加里·科恩（Gary Cohn）曾幽默地表示，“只有傻瓜才缴纳遗产税”。

显然，黄仁勋绝不是愚笨之人。1993 年，他与另外两名工程师在加州圣何塞的丹尼餐厅（Denny’s）灵感突发，构想出了一种功能强大的新型计算机芯片，这一创意后来奠定了英伟达的基础。该公司起初专注于 3D 图形芯片的研发，但在 21 世纪初，其业务范围逐渐扩展至其他领域，例如为特斯拉电动汽车提供半导体产品。

利用 “I Dig It” 策略避税

2012 年，黄仁勋与其妻子洛丽（Lori）迈出了第一步行动，旨在使其财产免受遗产税的困扰。

根据黄仁勋提交的证券文件显示，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 “不可撤销信托” 的金融工具，并将 58.4 万股英伟达股票转入其中。这些股票在当时的价值约为 700 万美元，但它们最终将节省数倍于此的税收。

黄仁勋夫妇此举借鉴了 20 年前的一个成功案例，即 1995 年美国国税局批准的一项交易先例，税务专家将其称为 “I Dig It”。（这是对所涉及金融工具名称的恶搞，即故意有缺陷的赠与人信托。）

“I Dig It” 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不仅能够大幅度规避遗产税，还能有效避免联邦赠与税。遗产税是针对富翁在世时转让给继承人的资产征收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遗产税的征收体系。否则，富人可能会选择在生前将所有财产捐出，以规避遗产税。

以下是 “I Dig It” 策略的工作原理。假设富豪约翰·多伊（John Doe）决定将其 1000 万美元现金捐赠给一个信托基金，旨在为子女提供保障。只要他尚未达到 2700 万美元的赠与税豁免额度，他就无需为此笔捐赠缴纳赠与税。随后，该信托基金可以利用这 1000 万美元，再加上多伊提供的贷款，来收购价值 1 亿美元的股票。根据美国国税局 1995 年的裁决，这些股票在多伊去世时无需缴纳遗产税。

此外，“I Dig It” 策略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假设信托基金持有的股票价值飙升了十倍，那么这些增值部分也无需缴纳遗产税。然而，这可能会引发高达 2.14 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账单，即 9 亿美元的收益按 23.8% 的税率计算。但根据国税局的另一项裁决，多伊可以代表信托基金缴纳这笔税款，而不会被视为给其继承人的额外赠予。

否则，如果信托基金自行支付资本利得税，那么留给后代的财富将会大幅减少。

“I Dig It” 策略极其复杂，但同时也极为有利可图。圣路易斯资深信托和遗产律师迈克尔·穆里根（Michael D. Mulligan）曾协助制定这一战略，他将其称为 “不断馈赠的礼物”。

根据提交给法庭和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一大批超级富豪都采用了这种策略的各种变体。

媒体大亨梅尔·卡马辛（Mel Karmazin）的家族就使用了多个 “I Dig It” 策略。底特律活塞队的前老板比尔·戴维森（Bill Davidson）则利用这一策略成功避税超过 27 亿美元。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经营私人股本公司贝恩资本期间也采用了这种技巧，并在 2012 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提出了废除遗产税的主张。

美国国税局对一些它认为过于激进的避税措施提出了质疑。戴维森最终与国税局达成了和解。该机构声称，卡尔马辛家族的安排 “缺乏经济实质”，并要求补缴 240 万美元的税款。但据卡马辛家族的一名律师透露，国税局最终放弃了大部分论点，并仅收取了大约 10 万美元的税款。

在黄仁勋的案例中，证券备案文件中提供的细节有限，但包括穆里根在内的多位专家表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经典的 “I Dig It” 赠与、贷款和出售交易。

设立 GRAT 金融工具避税

不久，黄仁勋夫妇在减少遗产税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证券备案文件显示，2016 年，黄仁勋设立了几家被称为 “授予人保留年金信托”（GRAT）的金融工具。

他们借用了多年前为沃尔玛联合创始人的前妻奥黛丽·沃尔顿（Audrey Walton）发明的策略。从 1993 年开始，沃尔顿将价值约 2 亿美元的股票转让给了两个 GRAT。问题是，信托公司最终必须偿还沃尔顿所持股票的价值，外加一些微薄的利息。如果股票的价值上涨超过了必须偿还的金额，信托公司可以免税保留剩余的部分。

美国国税局曾对这一安排提出过异议。但在 2000 年，美国税务法院的一名法官支持其合法性。纽约大学的赫梅尔教授说，国税局原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对 GRAT 的使用提出质疑，但该机构最终 “妥协了”，基本上允许使用信托作为逃避遗产税的可接受方案。

亿万富翁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赌场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石油投资人哈罗德·汉姆（Harold Hamm）、有线电视巨头约翰·马龙（John Malone）和查尔斯·多兰（Charles Dolan），以及设计师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等人都在沃尔顿案判决后不久设立了 GRAT，以此帮助他们的家族总共避免了数十亿美元的未来税款。

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期内，美国财政部曾多次试图加大打击逃避遗产税的力度，提议限制 GRAT 和 “I Dig It” 策略的使用。但是这些提议在国会被否决了。在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本人就是 GRAT 的用户，他阻止了修补该漏洞的努力。

2016 年，黄仁勋夫妇在他们的四个新 GRAT 中投入了 300 多万股英伟达股票。这些股票当时价值约 1 亿美元。如果这些资产的价值上升，他们的两个成年子女将获得免税的意外之财，他们目前都在英伟达工作。

事实正是如此。数据公司 Equilar 整理的证券文件显示，这些股票目前价值超过 150 亿美元。这意味着，黄仁勋家族可以避免缴纳大约 60 亿美元的遗产税。

通过做慈善避税

从 2007 年开始，黄仁勋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可以进一步减少其家族的遗产税。这一策略包括利用他和妻子的慈善基金会。

黄仁勋向黄仁勋及洛丽基金会捐赠了英伟达的股票，这些股票在捐赠时价值约 3.3 亿美元。由于此类捐赠可抵税，这意味着它们在捐赠发生的年份里减少了黄仁勋夫妇的所得税账单。

基金会必须每年向慈善机构捐赠至少相当于其总资产 5% 的善款。但黄仁勋及洛丽基金会和许多亿万富翁的基金会一样，通过向所谓的 “捐赠者建议基金”（DAF）大量捐款，满足了这一要求。

这些基金是由捐赠者管理的资金池，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用于购买汽车、度假屋等非慈善目的。然而，基金可以投资于捐赠者朋友的企业，或捐赠资金以命名捐赠者子女心仪大学中的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税法中存在一项重大漏洞：捐赠者建议基金无需实际向慈善机构捐款。当捐赠者离世时，基金的控制权可立即转移给其子女，且无需缴纳遗产税。

近年来，黄仁勋及洛丽基金会高达 84% 的捐款都流向了其捐赠者建议基金 GeForce，这一名称显然是在向英伟达游戏芯片致敬。黄仁勋夫妇捐赠的英伟达股票当前市值已接近 20 亿美元。

尽管该基金无需公开其资金使用情况，但基金会方面表示，这些资产将专用于慈善事业，包括高等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英伟达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还有一项额外的好处不容忽视。根据英伟达当前的股价，向该基金的捐赠为黄仁勋节省了约 8 亿美元的遗产税。（腾讯科技特约编译金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