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Daofu: The decision on macro interest rate cut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terest margin decisions of micro entities

第一，在當前低息差的背景下，有必要區分息差下降的趨勢性因素和週期性因素。這一段時間的息差下降，是否存在某一階段下降過快的情況？未來是否會有一部分出現回升？又有哪些部分是持續性下降？在息差變化的大背景之下，既需要長期的能力轉型以及結構調整，也需要宏觀政策的助力，以平穩度過這一階段。

當前，宏觀經濟下行、非對稱降息以及要求銀行承擔部分額外的政策成本等因素，共同導致了息差下降。在這種環境下，銀行的風險承擔意願和承擔能力也在下降，銀行越來越傾向於支持低風險的頭部企業，將資產更多地集中在行業的頭部企業，導致紅海市場的價格競爭愈發凸顯，進而引發了息差不斷下滑。這種下降趨勢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因此，首先要分析息差下降的驅動因素，區分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

第二，可以分場景計算可承受的息差水平。具體而言，當前計算安全息差水平的基本邏輯，是能確保銀行的盈利留存，即內源性融資能持續滿足資本補充要求。這只是一種情境下的銀行可承受息差水平的測算思路。如果短期內的低息差存在一些非趨勢性因素，則銀行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突破安全息差水平。為此，可在不同場景下計算出可承受的息差水平。

極限的情況可以細分為三種。一是一般情況的極限，需依據不同的內生可持續補充資本邏輯進行計算。二是當銀行各類風險儲備消耗殆盡時的息差水平。例如，如果將各種風險儲備降到監管部門規定的水平，那麼可以允許息差在多長時間內降到何種水平，即短期內可以承受的息差下降幅度。三是底線情況下，如果銀行出現虧損，低息差可以降到什麼程度，持續多長時間，才不至於破壞銀行持續經營。因此，總共可以考量三個層次：一是資本補充符合監管要求，確保銀行能夠保持穩健經營的主體地位；二是在儲備消耗以後，銀行雖然仍能穩健經營，但是穩健程度下降；三是當銀行處於不穩健但是還能維持經營的水平。

第三，應當分離宏觀的降息決策與微觀主體的息差決策。從宏觀層面來看，利率的調節工具更多是着眼於宏觀經濟穩定，息差則是銀行在相應政策背景下的一種反應。目前來看，降息確實會帶來息差的相應變化，但是如果不降息，當前可能會導致整個宏觀經濟收縮，甚至可能引發銀行的不良率逐步上升。宏觀政策會影響並受制於微觀主體，但宏觀政策的制定需以當下微觀主體的現實特徵確定。在宏觀大盤的背景下，可以運用一些微觀政策，包括運用財政資源、公共資源進行注資等辦法，但是不宜與降息的宏觀決策硬掛鈎，兩者實際上應當分離開來。

對央行而言，銀行是信用擴張的載體。如果要維護銀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必須在宏觀政策中考慮到金融系統的穩定性以及各節點的穩健性。但是，宏觀政策的工具和金融穩定的工具是兩套不同的工具，降息政策主要是作為宏觀政策的工具，金融系統穩健應藉助其他工具來實現。

當下實際上難以通過降息實現微觀主體的資產擴張。當前的利率水平（加權一般貸款平均利率）高於絕大部分企業的資產收益率（ROA）。在這種利率與 ROA 差異較大的情況下，企業的理性決策是收縮邊緣業務，聚焦核心業務。如果核心業務的收益率仍然低於融資利率，那麼理性決策應當是退出市場。過去一年多以來，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呈現出這種收縮態勢。

從去年開始，銀行在局部領域的不良率正在快速上升，特別是在小微和零售端，從信用卡到經營貸，再到現在的個人抵押貸款，不良率都在快速上升。在宏觀經濟持續下行，以及銀行受風險偏好影響越來越集中於高品質客户的大背景下，銀行的息差縮小會自我持續。如果為了保護短期銀行的利潤（營收），放任微觀主體萎縮退出，放任社會風險偏好下降，那麼銀行息差將面臨 “温水煮青蛙” 式下降，最終銀行缺少應對手段。所以必須在宏觀政策上採取措施切斷這一不良的循環過程。我個人認為，可以通過宏觀政策、金融穩定政策以及微觀轉型改革政策這三類不同的政策體系分別實現。

就穩定住房貸款業務板塊而言，住房貸款本身屬於低風險、高收益的業務類型。若該業務能充分市場化運作，那麼其利率也應相應降低。具體而言，無論是存量個人抵押貸款利率還是增量個人抵押貸款利率，都應當儘快下調，逐步使其與租售比水平達到接近平衡的狀態，從而在住房價格方面形成一個合理的平衡機制。

本文作者：陳道富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來源： 中國財富管理 50 人論壇，原文標題：《陳道富：應分離宏觀降息決策與微觀主體的息差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