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Yu: How to Boost Consumption?

上半年 “三駕馬車” 中，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52%，投資貢獻率 16.8%，出口貢獻率為 31.2%。其中，二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52.3%，較一季度略有提升，投資貢獻率 24.7%，出口貢獻率 23%。消費是促進 GDP 增長的主動力。

“國補斷檔” 亦將 “促消費如何續力” 的討論再次推至枱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向《財經》表示，從長期看，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是 “現在就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但在未來更多消費” 之間的選擇。

餘永定認為，中國的消費率實際與人均收入水平類似國家的差距並不大，但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我們確實有許多工作要做。

從宏觀調控的角度出發，推動消費，提高消費增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經濟面臨壓力的情況下，直接促消費面臨許多挑戰。他認為，基礎設施投資應該在刺激經濟增長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遠未 “飽和”。鑑於 2025 年中國面對的嚴峻外部挑戰，在 “十五五” 規劃中，他建議政府可以安排一些同當年執行 “四萬億刺激計劃” 時期類似的大項目。

餘永定：並不存在 “消費驅動” 的增長方式。關於 “消費驅動”，談論最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格曼聲稱，中國長期以來 “投資驅動” 的增長方式使中國經濟瀕臨金融危機的邊緣；薩默斯則認為，中國 “投資驅動” 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西方學界談論中國的 “投資驅動” 時，是指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和增長模式。這同在某個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國經濟增速實現某個特定經濟增速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如 2025 年如何通過提高消費增速，實現 5% 的 GDP 增速目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

前者是中、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是如何使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供給方問題；後者是短期宏觀調控問題，是供給能力給定條件下，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使年度經濟實際增速等於或接近潛在經濟增速的需求方問題。

在所有的經濟增長理論中，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沒有任何理論認為存在 “消費驅動” 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建立在高儲蓄率基礎上的高投資率，中國根本不可能在短短 40 餘年中從排名荷蘭之後的全球第 11 大經濟體變成擁有強大製造業和完整產業鏈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有些經濟活動或產品可能同時兼有投資品和消費品的雙重性質。如健身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純粹消費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資本投資。如果説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 “拉動” 作用—或有助於提高潛在經濟增速，這種 “拉動” 應該是通過改善人力資本實現的。但這類 “消費” 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還需進一步研究。

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產出是由資本、勞動、技術決定的。產出（或潛在 GDP——這裏不考慮需求約束）的增速取決於 K、L 和 T 的增速，即資本積累速度、有效勞動量增速和技術進步速度。驅動經濟增長的變量是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而不是消費。

美國經濟學家巴羅在他的著名教科書《經濟增長》一書中明確指出，跨國的經驗證據表明，消費支出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面的。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對資本、有效勞動量和技術進步的倚重各有不同，從而形成 “投資驅動”“人力資本驅動”“技術進步驅動” 之間的區別和選擇。但根本不存在所謂 “投資驅動” 還是 “消費驅動” 之間的選擇。

當實際產出低於潛在產出（有效需求不足）時，增加消費需求可以消化閒置產能，使實際經濟增速達到或接近潛在經濟增速，但消費本身並不能提高潛在增長率。在工業革命前的上千年中，絕大部分產出用於消費和簡單再生產，經濟增長速度幾乎為零。“消費經濟” 只不過是 “零增長經濟” 的代名詞。

如果問：“為了實現 5% 的 GDP 增速目標，消費的增速應該是多少？” 沒人能夠回答，因為前者根本不依賴於後者。事實上，從簡單到複雜的各類經濟增長模型中，根本找不到消費這個解釋變量，“消費驅動” 根本無從談起。

餘永定：在當期，作為一個資源分配問題，消費和投資存在非此即彼的取捨關係：資本、勞動和技術要麼用於生產消費品要麼用於生產資本品。但在長期，兩者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問題。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是 “現在就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但在未來更多消費” 之間的選擇。投資和消費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前人早已解釋清楚。

馬克思指出 “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但 “生產的擴大，要取決於剩餘價值到追加資本的轉化，也就是要取決於作為生產基礎的資本的擴大”，“資本的擴大” 按定義就是投資。

龐巴維克在《資本與利息》中提出迂迴生產的概念，指出要先生產生產資料（資本品），然後用這些生產資料去生產消費品。例如，魯濱遜最初徒手抓魚，每天只能抓幾條，後來他先製作漁網，每天魚獲可達到 50 條，再後來製作木筏、漁船，魚獲量大幅增加。

蘇聯經濟學家費爾德曼於 1936 年提出：如果把較多的資本品分配給資本品生產部門（即更多的投資於投資品生產部門），消費品生產部門的產出就會較少。但由於資本品產出的快速增長，即便分配比例不變，用於消費品生產的資本品也會快速增長。隨着時間推移，消費品的產出規模也會越來越大，最終趕上和超過如果最初更多投資於消費品生產所能生產的消費品的規模。

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結果都説明：在長期，消費與投資的關係並非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 “現在多消費、未來少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未來多消費” 的關係。現在多消費還是未來多消費並無 “好” 或 “壞” 之分，如何在 “現在” 與 “未來” 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公共選擇問題，是公眾 “用人民幣投票” 決定的。儲蓄應該是居民自主決定而非政府通過某種方式強制的。如果公眾認為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過高，希望提高消費率沒有任何問題。反之，也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對 GDP 比應該適當，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但何為適當，則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還是地緣政治問題。儲蓄率可以分解為由文化、社會和經濟增長趨勢決定的基本儲蓄率和由經濟週期性波動導致的儲蓄率波動。如果儲蓄率較高是因為基本儲蓄率高於世界其他國家，政府無需刻意降低儲蓄率。如果儲蓄率的提高是 “週期性” 原因（如受到某種衝擊，經濟增速下降，收入預期惡化，居民減少消費——凱恩斯的儲蓄悖論）導致，政府就需要進行逆週期調節，促使居民提高消費率、降低儲蓄率。

一般而言，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資率（資本形成/GDP）會出現逐步下降的傾向，但很難確定投資率的最優水平。在長期，消費率是相對穩定的。在短期，由於各種衝擊，消費率可能會出現較大波動，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堅持市場經濟原則的同時，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實施逆週期調節，熨平經濟波動，穩定消費者和投資信心。

否定 “消費驅動” 增長模式的存在並非意味着投資越多越好。投資同經濟增長的關係並非簡單正相關的。理論上，投資率存在一個理論最優值。投資率過高可能導致投資效率下降，從而導致經濟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在改革開放之前的相當長時期，過於強調儲蓄與投資，結果則欲速不達。這樣的經驗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

餘永定：2022 年，中國的 GDP 是美國的 70.6%；但最終消費僅是美國的 43%（匯率 1∶7）；同年，中國消費率（最終消費在 GDP 中佔比）為 53.2%，美國為 82.9%。2022 年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為 44 萬億元，美國的商品消費支出和餐飲消費加總為 7.2 萬億美元。大致可以估算出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國的 87.4%（因口徑問題，不完全直接可比）。看上去，中國的消費率過低。

但應該認識到，中美消費結構非常不同。美國最終消費中服務消費所佔比重遠高於中國，通常在 60%-70% 之間，而中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在人均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僅為 40% 多。考慮到中、美消費結構的不同和美國服務消費的價格遠高於中國，可以推斷中美消費在 GDP 中的比重差距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麼大。

我們自身的經驗也可使我們感知美國等西方國家服務（如家政、房屋維修、快遞、影劇院、律師費等等）的價格明顯高於中國。例如，在美國洛杉磯救護車每程服務費平均約為 1200 美元-1300 美元左右。廣州救護車 5 公里左右運送、醫生護士各一名出診等，收費 148 元。

中國居民更傾向於購買實物消費品，如汽車、電視等；而美國居民則更傾向於服務消費，如法律、金融、娛樂服務等。中國消費品支出對 GDP 比明顯超過美國。2022 年中國 GDP 是美國 GDP 的 70% 左右；社零是美國商品消費支出（包括餐飲）的 87.4%。粗估，以商品消費佔 GDP 比衡量，中國大約是美國的 1.25 倍。如果把房地產消費計入居民消費，中國消費率將會比現在統計局公佈的數字還要高許多。

在實物指標方面，中國居民消費並不低於發達國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領先於美國。世界銀行 2021 年 ICP 價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顯示，中國在居住、教育、休閒和醫療的實際消費量是用市場匯率度量的消費量 2 倍多。中國生命預期高於美國（2021 年 78.2 歲對 76.1 歲）也很能説明問題。

總之，從長期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根據中國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中國的消費水平還有進一步提高的餘地。但從消費率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居民消費同世界水平的差異並不是很大。

把中國經濟建成 “消費型” 經濟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觀念。什麼是 “消費型” 經濟呢？據説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消費支出在 GDP 中佔比高（消費率高），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高，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這種看法的一個問題是把短期需求同長期供給問題混同了。消費支出只能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使經濟增速達到潛在經濟增速。從長期看，消費支出量對經濟增長的 “拉動” 作用是零——如果不是如巴羅所説的是負面的。關於這點已有討論無需贅述。

這種看法的另一個問題是把消費率的高低和消費水平的高低混同了。一個國家是否富裕、生活水平是否高，要看這個國家的消費水平而不是消費率。對不同國家消費率進行比較説明不了什麼。消費率最高的國家可能恰恰是陷入貧困陷阱的國家。例如，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國家，消費率常處於 80%-100% 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亞國家，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東亞國家普遍儲蓄率較高（消費率較低），高儲蓄基礎上的高投資是東亞奇蹟發生、使之享有較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國，消費領域中更為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近年來，中國的基尼係數雖然有所下降，但仍處於較高水平。招商銀行數據顯示 2.4% 的金葵花客户擁有 81.8% 的儲蓄資產。根據李實教授的研究，過去 20 年中，中國收入差距出現先上升、後下降、現在基本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高位水平。2008 年的基尼係數是 0.491，接近 0.5 的水平。但此後基尼係數出現了緩慢下降，七年時間下降幅度不到 3 個百分點。2016 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處在相對穩定的 0.46-0.47 之間波動的狀態，從這時候起，我們的收入差距沒有出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收入差距仍然處在一個高位水平。

如果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超過 0.5，該國就是一個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的國家。儘可能縮小收入差距不僅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而且有助於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就宏觀調控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即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有助於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但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涉及税收制度改革、社保體系改革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難以在短期對提高全社會消費傾向發揮重要作用。

在明確不認同 “消費驅動” 增長模式或戰略的同時，我完全支持當下擴大消費，提高消費增速，增加消費對 GDP 增長貢獻的宏觀經濟政策。2024 年最終消費增速為 3.87%，明顯低於 5% 的 GDP 增速。如果不是淨出口實現了令人吃驚的高速增長，2024 年中國 GDP 是難以實現 5% 的增速目標的。

2025 年中國淨出口的增速將明顯低於 2024 年。由於消費在 GDP 中的佔比約為 56.2%，如果消費增速不能達到 5% 左右的水平，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壓力就會大大增加。當然，如果消費需求增速無法進一步提高，總需求其他構成部分的增速就需要提高。從短期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問題不是要不要擴大消費，提高消費增速，而是如何提高消費增速。

餘永定：作為短期內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採取各種措施大力推動消費增長是完全必要的。問題是，消費是居民收入、收入預期和財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數。具體的促消費措施，學者的建議主要包括髮消費券、降低個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刺激消費的主張往往陷入循環論證：為了提高經濟增速，需要擴大消費；為了擴大消費，則需要提高經濟增速。到底應該從哪裏入手呢？

餘永定：消費是居民收入、收入預期和財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數，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應該有助於增加居民消費。“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的佔比過低” 似乎是學界的另一個共識。事實如何呢？從官方統計中可以看到，2022 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對 GDP 佔比為 43% 左右，而其他國家普遍在 60% 以上。但很少人注意到，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兩套口徑：一套基於入户調查，另一套基於資金流量表。

2022 年，基於資金流量表的計算，住户部門可支配收入佔 GDP 比重為 59.3%，同入户調查相差 16.3 個百分點，差距顯著。相信哪個數字呢？入户調查數據需填寫問卷，補貼金額有限，低收入羣體更願意參與。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寫時還有 “低報” 的傾向。基於入户調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統計可能存在系統性偏差。

與其他國家相比，2022 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 GDP 比重為 56.22%，丹麥為 46.1%，都低於中國按資金流量表計算的 59.3%。英國為 61.47%，僅略高於中國。儘管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確實可能偏低，但也並不像某些觀點所表達的嚴重偏低。

餘永定：在中國的特定製度環境下，基礎設施投資是宏觀調控當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變量。基於地緣政治、國家安全以及宏觀經濟刺激政策有效性的考慮，我依然主張要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在有效需求不足情況下，同其他刺激措施，如與發消費券相比，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果可以説是立竿見影的。1 億元的新增基礎設施投資馬上會帶來 1 億元的收入並轉化為新的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1 億元的收入通過乘數效應會創造出更多的收入。

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一種同市場機制相得益彰的產業政策。政府可能事先不知道人工智能將成為最重要的新興產業，也不知道電動汽車會取代燃油汽車成為汽車行業的主流，但是政府知道電力供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所以長期以來堅持對火電、水電、核電、風光、特高壓、充電樁、綜合能源等新、舊基礎設施的投資。這種大規模的電力基礎設施投資為中國製造業的發展——無論這種發展採取什麼形式——打下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堅實基礎。

反對利用基礎設施投資刺激經濟的第一大理由是：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飽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在 “兩重”“兩新” 領域存在大量需要投資的項目。例如，把西部大開發同建設中亞經濟走廊相聯繫對於刺激內需、對於加強中國的國內安全和地緣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CF40 研究團隊測算，未來五年中國至少還有約 31 萬億元的增量公共投資空間。也有報告指出，僅城市地下管道排水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就高達 4.5 萬億元。不少研究指出，中國在能源、電力、通訊等領域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餘地依然較大。7 月 19 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宣佈，總投資約 1.2 萬億元的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正式開工。這是一個值得熱烈慶祝的好消息。

基礎設施投資也完全可以同 “促消費” 的政策結合起來。可以考慮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包括：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例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同類型養老院建設、專業陪護人員培訓和工資補貼、醫院建設、託兒所。這種着眼於未來消費的投資，既有益於彌補當前的總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務消費佔比；不僅可以增加當前就業，而且可以增加未來就業（勞動密集性產業的比重提高）。中央最近提出的 “城市更新” 又開闢了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重要新領域。

反對利用基礎設施投資刺激經濟的第二大理由是：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基礎設施項目的特點是 “基礎性、公益性和長期性”。既然如此，就不能要求公共投資項目自身在短期內取得商業回報。如高鐵，根據國鐵集團財報數據，2023 年以前虧損情況比較嚴重，但高鐵網絡的修建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社會效益難以估量。

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能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在總需求不足時期恰恰是最大限度發揮這種優勢的時期。當經濟充分恢復自主增長之後，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逐步退出。

以往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確實存在嚴重浪費和重複建設等問題。2024 年 12 月國辦發佈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禁止類項目清單，這類清單十分必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甚至可能滋生腐敗。但這類問題是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手段加以解決的，不能因噎廢食。

本文作者：鄒碧穎，來源：財經雜誌，原文標題：《餘永定：如何提振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