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an residents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raise wages"?

2026 年隨着中央着眼制定和實施居民增收計劃，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否意味着全民將迎來 “漲工資” 的時代？我們認為方向是確定的，但具體的路徑可能需要從 “增收” 和 “託底” 兩個層面來看，近期的一些案例和海外的經驗對此無疑都提供了重要參考。

關於增收，哪些行業的 “漲薪” 可能被納入新一輪計劃？早在此前報告《產業變局下的漲薪與降薪》中，我們便提出具備高附加值的科技和製造行業無疑具有更高的優先級，這在近期已經開始有了示範效應。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 “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後，比亞迪、寧德時代、小米等大廠率先開啓 “漲薪潮”，這不僅是因為製造業頭部企業更具備反哺員工的能力，更深層的邏輯在於：薪酬的實質提升將有效推動產業升級，牽引製造業向高附加值區間持續躍遷。

從產業升級來看，當前製造業的 “漲薪” 既能促進 “供需適配”，也有利於擴大內需。考慮到製造業覆蓋了大部分中等收入羣體，因此製造業的 “漲薪”，既有利於 “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也有利於產業向高附加值攀升的過程中，通過拓寬勞動者閒暇、增強就業吸納能力等途徑，釋放未來潛在消費空間。

“高薪” 崗位日益向科技與先進製造業集聚，“增收” 的重心羣體已然顯現。雖然我國製造業佔 GDP 比重高於多數主要經濟體，但其從業人員收入比例卻低於德國、日本、韓國等製造業強國。不過近年來，智聯招聘數據顯示高科技行業在薪酬增長上表現突出，印證了其在薪酬結構和就業質量上的引領地位。

新一輪計劃中，如何通過託底來提高全民消費能力？核心在於兜牢社保底部，政府對特定羣體承擔的基本保障功能，進一步 “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羣收入增速）。一方面，錨定部分基準羣體（如公務員等），穩步提高其基本工資水平，發揮收入分配的穩定與引導作用；另一方面，將更多財政資源投向養老、育幼等民生關切領域，更加 “投資於人”。

當前中國正處於邁向 “中等發達國家” 的關鍵階段。參考上世紀 60 年代的日本，在經濟爬坡過坎、人均收入亟待突破的關鍵節點，將 “增收” 確立為國家戰略的核心目標。日本曾以 “十年人均國民收入翻倍” 錨定方向，而我國也明確提出 “到 2035 年人均 GDP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比 2020 年翻一番” 的遠景目標。同時，當前我國面臨的時代背景已截然不同——我國貿易順差已破萬億美元，面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的現實，亟需加速構建內循環。

日本 1961-1970 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何具體落實？日本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在增收與託底維度形成協同效應，不僅十年間人均收入 “超額” 完成任務，更推動社會結構優化、為居民增收提供了完整的實踐樣本：

增收層面，兼顧就業擴容提質與工資合理增長，通過多維度政策聯動實現收入增長。日本通過政策引導與資金扶持，重點培育重化工業、電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同步完善交通、港口等基礎設施，直接帶動高質量就業崗位擴容，為工資增長提供核心支撐；在此基礎上，以工資增長為核心目標推進收入制度改革，建立最低工資標準體系，明確企業薪酬調整導向以保障工資合理提升（“春鬥” 薪資談判便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同時提高個人所得税起徵點、降低税率等，進一步減輕居民税負，助力收入增長。

託底層面，日本搭建系統性民生保障制度，築牢低收入羣體生活底線、縮小收入差距。一方面，構建覆蓋全民的年金、醫保等社會保障網絡，將自營業者、農民等羣體全面納入保障範圍，降低居民生活風險；另一方面，着力解決收入不均衡問題，推行 “限高、擴中、補低” 的財政補貼政策，提高對低收入階層的財政扶持力度。同時通過加大農業補貼力度、提高農民收入，出台對落後地區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等，切實破解地區與城鄉發展不均衡難題。

日本的實踐清晰表明，居民增收並非單一的工資上漲，更是增收與託底思維的協同推進。這與我國當前擴大消費率的政策思路一脈相承，通過築牢增收與託底兩大支柱，既有效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又持續改善居民消費意願，進而實現促消費的核心目標，為做強國內大循環提供堅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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