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ty Years of Oil Crises: How Six Middle East Conflicts Reshaped Oil Prices, Inflation, and Market Trading Logic

把近半個世紀幾次中東相關衝突放在一張時間軸上看，油價的 “暴衝” 並不總和戰爭烈度掛鈎，更像是兩件事的函數：有沒有形成真實斷供，以及斷供能不能被別的產油國、戰略儲備和需求回落迅速填上。長江證券這份宏觀深度報告把六次衝突拆開復盤，把油價—通脹—增長—美聯儲—資產交易主線串成一條鏈，讀起來比單看某一次事件更有用。

長江證券宏觀分析師於博在報告中直白地寫道：“地緣衝突導致的石油斷供強度決定油價衝擊幅度，供給恢復/替代能力和潛在需求決定後續油價中樞位置。” 這句話基本把全文的 “判別式” 説完了：衝擊的起點看斷供，衝擊能否演成長期問題看修復與替代。

歷史分野也很清楚。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油價漲幅以 “倍” 計，並把美國拖進滯脹；而 1990 年海灣戰爭、2003 年伊拉克戰爭、2011 年利比亞內戰，油價固然上行，但更容易在供給被對沖或預期落地後回吐。到了 2022 年俄烏衝突，油價上漲疊加的是 “高通脹約束”，結果不是走向寬鬆救增長，反而強化緊縮邏輯。

交易層面，主線常從 “脹”（通脹/再通脹）切到 “滯”（增長下行/衰退），但聯儲的動作不按固定劇本走——關鍵是當時通脹水平是否高企、通脹預期是否脱錨。報告還給了幾個時間窗：供給衝擊通常 1—3 個月左右見底、油價往往 2—4 個月左右見頂；而通脹和 PMI 的見頂見底，則更依賴油價衝高持續多久、政策最終站在哪一邊。

油價的幅度，不是 “衝突多大”，而是 “斷供多狠”

報告把 “斷供” 量化得很直觀。

第一次石油危機中，阿拉伯產油國 “減產 + 禁運” 讓全球原油產量較戰前最多減少 6.7%，按當時全球消費量測算，需求缺口達到 6.9%，油價最高漲幅達 3.8 倍。第二次石油危機又分兩段：伊斯蘭革命疊加囤貨衝擊時，伊朗產量從 609 萬桶/日驟減 88% 至 73 萬桶/日，全球產量下降 3.7%；兩伊戰爭階段，全球產量再度下降 6.1%，需求缺口測算為 5.6%，油價最高漲幅達 2.2 倍。

對比之下，後面幾次衝突的 “硬斷供” 明顯更容易被對沖。比如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報告記錄全球供給最大降幅僅 2.4%；2011 年利比亞內戰期間全球原油產量最大降幅僅 3%。俄烏衝突更極端：儘管 “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等政策推升風險溢價，但報告測算全球原油產量最大降幅僅 0.1%，油價較戰前最大漲幅為 32%。

這也解釋了報告反覆強調的一點：沒有形成實質供給缺口時，油價對地緣衝突的反應更像是 “潛在斷供風險” 的情緒定價，後續往往在 “供給並未受損” 的驗證過程中回吐。報告在表格裏把這類情緒驅動事件單列出來，從 2001 年阿富汗戰爭/9·11、2011 年敍利亞內戰、2014 年 ISIS 襲擊伊拉克、也門內戰，到 2020 年美國擊殺蘇萊曼尼、2023 年巴以衝突、2024 年伊朗—以色列互襲，核心共同點都是：市場先交易最壞情形，但現實供給若沒被打穿，油價很難 “持續性重估”。

第一次與第二次石油危機：真正把美國拖進滯脹的，是預期脱錨

報告寫第一次石油危機有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石油危機不是美國通脹的起點。1973 年 10 月前，美國通脹已在上行，背後是寬鬆貨幣與財政擴張帶來的需求過熱，疊加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食品價格上漲、價格管制放開等供給與制度因素；禁運更像 “放大器”，把原有通脹壓力推向更難收拾的區間。對應的政策路徑也不是一腳油門一腳剎車：先放緩緊縮、禁運緩解後重新收緊、衰退加深再轉向寬鬆。

第二次石油危機的關鍵則是 “預期機制惡化”。報告把沃爾克時代的轉折點講得很直白：真正危險的不只是油價水平，而是高油價通過 “工資—成本—價格” 鏈條和預期機制強化通脹黏性，市場開始質疑抗通脹能力與政策可信度，美元信用也承壓。於是 1979 年 10 月美聯儲的應對，不是温和再平衡，而是把政策框架改成 “控制貨幣與信貸、重建反通脹信譽為核心”，並允許利率大幅波動。

如果把這兩次危機合起來看，報告其實在回答一個老問題：為什麼同樣是供給衝擊，70 年代會演成長期滯脹？答案不只在 “油價漲了多少”，還在當時通脹預期能不能被重新錨定。

1990、2003：供給能被替代時，油價會自己回到戰前

第三次石油危機（海灣戰爭）在數據上並不温和：伊拉克、科威特產量歸零，全球原油產量降幅達 6%，需求缺口測算為 5.5%，油價最高漲幅達 93%。但它沒有走向長期滯脹，原因在於 “對沖來得很快”——其他產油國增產、戰略石油儲備對沖，加上戰爭未進一步升級的預期修復，使油價中樞衝高後快速回落至接近戰前水平。

宏觀結果也隨之不同：報告寫美國 CPI 同比從 5% 左右階段性上升至 6% 左右後回落，美聯儲政策重心很快由防通脹轉向防衰退，並從 1990 年 10 月起加快降息節奏。

2003 年伊拉克戰爭更像一堂 “預期管理課”。報告強調油價上行主要發生在戰前（2002 年 11 月—2003 年 2 月累計漲幅約 30%—50%），戰爭爆發反而成為油價衝高回落的拐點：衝突推進快、供給缺口沒擴大，市場從 “定價最壞情形” 轉向 “風險落地”。宏觀層面，當時美國的主要矛盾是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的弱復甦與就業滯後，核心通脹維持低位，美聯儲並未因油價上行轉向緊縮，反而在 2003 年 6 月把聯邦基金利率降到 1% 並維持到 2004 年中。

這兩段歷史放在一起，報告想傳達的不是 “油價衝擊不可怕”，而是：當供給替代與政策工具能快速落地時，油價很難單槍匹馬把宏觀拖進長期失衡。

利比亞與俄烏：同樣漲油價，貨幣政策背景決定 “後果”

利比亞內戰階段，報告把油價歸因拆成 “三股力”：需求復甦提供趨勢基礎，2010 年 11 月啓動的二輪 QE 放大流動性與通脹預期，地緣風險再抬升溢價。油價較戰前最大漲幅為 23%，但全球供給衝擊並不算大（最大降幅僅 3%）。

更關鍵的是宏觀底色：美國仍處於次貸危機後修復期，失業率高企，通脹上行主要集中在能源項，核心通脹與長期預期相對穩定，美聯儲政策重點仍是穩經濟與就業。交易主線也就從 “流動性驅動的再通脹” 轉向 “增長走弱/衰退預期”，而不是通脹壓倒一切。

俄烏衝突則相反。報告明確：這輪油價上行的基礎是公共衞生事件後需求修復、供給恢復滯後造成的供需緊平衡，衝突與禁運進一步推升油價（較戰前最大漲幅 32%）。但宏觀約束來自通脹：美國 CPI 同比從 2022 年 1 月的 7.6% 攀升到 6 月的 9.1% 高點。在這個背景下，衝突沒有把政策推向寬鬆，反而壓縮選擇空間——美聯儲在 2021 年 11 月啓動 Taper，2022 年 3 月開啓加息，年內累計加息 425bp。市場交易邏輯也從 “避險與通脹衝擊” 迅速切換到 “貨幣政策緊縮”。

這組對照很殘酷：油價上漲本身並不自動指向聯儲的下一步，聯儲看的是通脹水平和預期約束，而不是新聞標題。

交易從 “脹” 切到 “滯” 是常態，但聯儲未必配合

報告把 “從脹到滯” 的切換寫成了各輪衝擊的共性：初期往往先交易通脹與避險（油、金、美元或美債），隨後增長壓力顯形，交易重心轉向衰退與政策轉向。但它也專門提醒：通脹上行、經濟承壓，並不必然意味着美聯儲一定加息或一定降息——要回到當時通脹是否高企、預期是否脱錨。

時間維度上，報告給了幾條可以直接拿來對照的經驗刻度：供給衝擊通常 1—3 個月左右見底，油價通常 2—4 個月左右見頂；油價在 3—6 個月左右見頂的幾輪（第三次石油危機、伊拉克戰爭、俄烏衝突），美國通脹也往往在 3—6 個月左右見頂；油價見頂超過 6 個月且高位橫盤的幾輪（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及利比亞內戰），通脹見頂會拖到 12—18 個月。製造業 PMI 的見底更 “看政策臉色”：當油價衝高時間短且貨幣政策偏寬鬆穩經濟時，PMI 大約 5—6 個月見底；當油價上漲時間長或政策偏緊時，PMI 見底會拉長到 16—20 個月。

報告最後的風險提示值得保留原樣理解：歷史經驗本身有侷限，油價向通脹和經濟的傳導機制會隨能源強度、工資價格機制、預期錨定與政策信譽而變化；把美聯儲每次應對完全歸因於油價與通脹/增長，也可能忽略決策者理念、內部分歧和外部約束；資產價格更是多因素疊加，覆盤容易 “過度歸因”。

換句話説，這份報告能提供的是一套更硬的問法：先問斷供，再問替代與修復，最後把通脹水平和預期狀態放進同一張圖裏——如果這四步沒走完，市場對油價的第一反應，往往只是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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