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cent "knock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It needs to have "people's nature," QE should be limited to emergency moment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t names moderate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題再度公開 “敲打” 美聯儲，要求這家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央行迴歸其法定職責，服務於美國人民的信任，而非僅僅是資產所有者。

週五，在刊發在《華爾街日報》的署名文章中，貝森特措辭嚴厲地將美聯儲後金融危機時代的政策形容為一場危險的 “功能增益” 實驗。他認為，對非常規政策的過度使用、職能擴張以及機構臃腫，正在威脅央行的獨立性。他明確指出，QE 等非常規政策的使用必須限定在 “真正的緊急情況” 下，並與聯邦政府其他部門協同進行。

貝森特表示，美聯儲的獨立性來自公眾信任。央行必須重新承諾維護美國人民的信心。為了保障自身的未來和美國經濟的穩定，美聯儲必須重新確立自身的信譽，作為一家獨立機構，專注於其法定使命：最大就業、穩定物價和適度的長期利率。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這是貝森特首次將 “適度的長期利率” 與最大就業、穩定物價並列，作為美聯儲重建信譽必須關注的三大法定職責。在傳統認知中，長期利率更多由市場力量決定，財政部長的這一 “點名” 被市場視為極不尋常的信號。它暗示着，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議程中，壓低長期融資成本（尤其是與房貸利率掛鈎的國債收益率）已成為一項優先任務。

分析認為，這一系列強硬的表態被視為美國貨幣政策可能發生重大轉向的序曲。

根據中金公司在標題為《貝森特：美聯儲要有人民性》的快評中指出，這番講話結合此前有關應對 “國家住房緊急狀態” 的言論，可能是在為重啓擴表、QE 乃至收益率曲線控制（YCC）等金融抑制政策鋪路。分析認為，若此方向成為現實，將對美元構成實質性利空，同時利好黃金、白銀、銅等大宗商品及 A 股和港股市場。

貝森特在文章中尖鋭地批評，美聯儲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所採取的一系列超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如同一次失控的 “功能增益” 實驗，其後果難以預測，並對美國經濟的分配格局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

文章指出，這些政策實質上為資產所有者創造了一個隱性的 “兜底”，導致財富向已經擁有資產的人羣高度集中。在這一循環中，大型企業通過鎖定廉價債務而蓬勃發展，而依賴浮動利率貸款的小型企業在利率上升時則備受擠壓。同樣，擁有房產的家庭因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保護而坐享資產升值，但年輕和不太富裕的家庭則被高房價排擠在外，並受到通貨膨脹的最嚴重衝擊。

貝森特引用金融分析師 Karen Petrou 在其著作中的觀點稱，“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清楚地證明，財富效應對富人來説太有效了，但對其他人來説卻是經濟困境的加速器。” 他認為，美聯儲未能實現其通脹使命，反而加劇了階層和代際間的差距，其旨在刺激增長的 “財富效應” 適得其反。

貝森特認為，美聯儲不斷擴張的政策足跡已嚴重威脅其機構獨立性，核心問題在於其職能已 “越界”，模糊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邊界。

文章寫道，美聯儲通過資產負債表政策直接影響資本流向特定行業，這本應是市場和民選官員的領域。此外，央行的角色與財政部的債務管理糾纏不清，容易造成一種 “貨幣政策正被用來遷就財政需求” 的印象。這種動態為華盛頓的財政不負責任創造了 “不正當的激勵”，因為國會和總統總預期美聯儲會在其政策失敗時出手干預。

監管方面的過度擴張同樣是問題所在。貝森特指出，《多德 - 弗蘭克法案》極大地擴展了美聯儲的監管版圖，使其成為美國金融業的主導監管者。然而，2023 年硅谷銀行的倒閉事件恰恰説明，將監管與貨幣政策職能集於一身存在利益衝突，削弱了問責制。他建議，應恢復專業分工，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和貨幣監理署（OCC）主導銀行監管。

面對上述問題，貝森特為美聯儲的未來指明瞭方向：必須縮減其對經濟造成的扭曲，迴歸其狹義的法定授權，並以此重建公眾信任。

貝森特提出的核心要求是，美聯儲需要向美國人民承諾，重拾公眾對其的信心。為實現這一目標，央行必須專注於其三大法定任務：最大化就業、穩定物價以及實現 “適度的長期利率”。此外，他還呼籲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監管、溝通、人員配置和研究等進行一次誠實的、獨立的、無黨派的全面審查。

最關鍵的政策建議是，量化寬鬆（QE）這類非常規政策，未來只應在 “真正的緊急情況” 下，並與聯邦政府協同使用。這被視為對其過去十年政策路徑的直接否定，意在終結央行 “唯一在場者” 的角色。

財政部長對美聯儲如此直接和公開的批評，在美國曆史上極為罕見。市場分析人士正試圖解讀這背後更深層次的政治意圖及其對投資者的直接影響。

據中金公司發佈的宏觀點評，貝森題此次發聲，疊加白宮官員進駐美聯儲成為理事的先例，標誌着行政部門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正在顯著增強。其中，“適度的長期利率” 這一新提法被認為是解開未來政策走向的關鍵。它與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提及要降低 30 年期抵押貸款利率的表態遙相呼應，而後者的走勢與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密切相關。

因此，中金認為，這可能是為新一輪金融抑制政策（如重啓 QE 或實施 YCC）打開大門。這類政策旨在人為壓低利率，其直接後果將是美元走弱。在此背景下，分析師預計，黃金、白銀、銅等資產以及中國 A 股與港股市場，可能成為潛在受益者。

以下為貝森特文章全文翻譯：

美聯儲的 “功能增益” 式貨幣政策

這家央行因偏離狹窄的法定使命，而將自身的獨立性置於風險之中

作者：斯科特·貝森特 2025 年 9 月 5 日

正如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看到的那樣，當實驗室製造的實驗一旦逃出限制，就可能造成嚴重破壞。一旦釋放，就很難再收回。2008 年金融危機後推出的那些 “非常規” 貨幣政策工具，同樣徹底改變了美聯儲的政策框架，其後果難以預測。

美聯儲新的運作模式，實際上就是一場 “功能增益式” 的貨幣政策實驗。對非常規政策的過度使用、職能擴張以及機構臃腫，正在威脅央行的獨立性。美聯儲必須改變方向。它的標準工具箱已經變得過於複雜，難以管理，理論基礎也不確定。簡單、可衡量的工具，瞄準有限的法定使命，才是實現更好結果並長期維護央行獨立性的最清晰路徑。

有人可能會認為，2008 年之後創造的新工具，以及金融市場的集中化，應該能讓美聯儲更好地洞察經濟走向。至少，這些 “增強的功能” 應該使美聯儲能夠更有效地引導經濟。但事實並非如此。2009 年，美聯儲預測 2011 年美國實際 GDP 將加速至 4%。結果，增長卻放緩至 1.6%。累計來看，美聯儲兩年的預測高估了超過 1 萬億美元的實際 GDP。反覆的預測失準表明，美聯儲過度依賴自身能力，以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增長。當特朗普政府轉向減税和放鬆監管時，美聯儲的預測又過於悲觀，凸顯其模型存在缺陷，並忽視了供給側效應。

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後，美聯儲一再幹預，實際上為資產持有者提供了事實上的兜底。這種有害的循環，使國家財富進一步集中在已經擁有資產的人手中。在企業部門，大公司通過鎖定廉價債務而繁榮發展，而依賴浮動利率貸款的小公司則在加息時遭受擠壓。房主看到房產價值飆升，因固定利率抵押貸款而大多免受衝擊。與此同時，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既被排除在資產所有權之外，又首當其衝遭受通脹打擊，錯過了資產升值。

由於未能兑現其通脹使命，美聯儲讓階層和代際差距進一步擴大。其通過 “財富效應” 來刺激增長的做法，適得其反。金融分析師凱倫·佩特魯在其 2021 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一書中寫道：“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是財富效應對富人而言過於有效、卻加劇其他人經濟困境的鐵證。”

美聯儲不斷擴張的 “版圖” 對獨立性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將職能延伸到傳統上屬於財政當局的領域，美聯儲模糊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政策直接影響哪些部門能獲得資本，干預了本應由市場和民選官員決定的領域。與財政部債務管理的糾纏，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貨幣政策正在被用來滿足財政需要。權力的擴張，助長了華盛頓形成一種文化，即在財政決策失誤後依賴美聯儲兜底。總統和國會沒有承擔責任，反而期望在其政策失敗時美聯儲出手相救。這種 “唯一的遊戲” 動態，製造了不負責任的逆向激勵。

監管過度加劇了問題。《多德 - 弗蘭克法案》大幅擴大了美聯儲的監管範圍，將其變成美國金融的主導監管者。十五年過去了，結果令人失望。2023 年硅谷銀行的倒閉，清楚地説明了將監管與貨幣政策相結合的危險。如今，美聯儲既監管銀行，又向其放貸，還決定它們的盈利模式，這種不可避免的衝突模糊了問責，並危及獨立性。一個更清晰的框架，應當恢復專業化：賦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和貨幣監理署（OCC）主導銀行監管的權力，而讓美聯儲專注於宏觀監測、最後貸款人流動性支持和貨幣政策。

獨立性的核心在於信譽和政治合法性。而這兩點，都因美聯儲越權擴張而受到危害。過度干預帶來了嚴重的分配後果，削弱了信譽，威脅了獨立性。展望未來，美聯儲必須減少其對經濟造成的扭曲。像量化寬鬆這樣的非常規政策，必須僅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並與聯邦政府其他部門協調時使用。同時，必須對整個機構進行一次誠實、獨立、無黨派的審視，包括貨幣政策、監管、溝通、人員和研究。

美國正面臨短期和中期的經濟挑戰，以及長期的後果：一家將自身獨立性置於險境的央行。美聯儲的獨立性來自公眾信任。央行必須重新承諾維護美國人民的信心。為了保障自身的未來和美國經濟的穩定，美聯儲必須重新確立自身的信譽，作為一家獨立機構，專注於其法定使命：最大就業、穩定物價和適度的長期利率。

作者貝森特現任美國財政部長。本文的更長版本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國際經濟》雜誌。